教材出现问题，影响的是一代人。为教材指出问题，不应该是某个人的责任。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问题引发热议，让河南郑州“纠错”教师彭帮怀又一次看到了希望。“沐浴的沐多加了一个点”“教材封面涉嫌植入广告”……这是彭帮怀16年来为多版本中小学教材挑出的错误，为了让出版社改正这些错误，他还打了20多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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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绝大部分官司都败诉，但已经50多岁的彭帮怀依旧在质疑中坚持。“重要的是我把教材里的这些问题提出来了，只要教材还有问题，我就会一直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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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月，彭帮怀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金刚台镇一个普通家庭。1985年初中毕业的他，恰逢国家为尊师重教、提高教师地位的年份，彭帮怀第一志愿报考了固始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三年后毕业，分配到家乡当中小学语文教师。1991年，彭帮怀到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离职进修二年，之后，又回到家乡教书五年。1998年，酷爱学习的彭帮怀经过考试，到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再次离职进修。彭帮怀从中文大专到思想政治教育本科，再到法学研究生课程，彭帮怀面临的困难非常大，也非常多，但是他一级一级进修，一步一步前进，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硬是取得了研究生学历。彭帮怀1988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信阳教了10年学，1999年到郑州办了作文辅导班。
2006年，在辅导班教学时，一位家长的质疑，让他开始了“纠错”历程。
“我在批改一个小学生作文的时候发现，他写的省略号是4个点占一个格，另外2个点占一个格。”彭帮怀回忆，自己指出这种写法不规范时，学生家长却专门打电话说，语文书上就是这么写的，不是孩子写错了，是老师改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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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彭帮怀又看到一名小学生将双引号和冒号写在同一个格里面，他告诉学生这种写法是不规范的。随后学生家长又来理论说教材上的示范文本就是这么写的，最后这位家长要求退费，无奈彭帮怀退了120元学费，但为教材纠错的种子就此埋下。家长们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记者注意到，当年的苏教版语文教材中，的确有一处示范文本，省略号一个格里4个点，另一个格里两个点。“标点符号这个问题虽然不大，但是对孩子的影响太大了，语文考试作文题中标点符号是否规范也会影响分数。”为这位质疑的家长办理退费后，彭帮怀开始仔细翻阅教材，发现除了标点符号，教材中还有错别字、语句不通等问题。“教材中存在错误，挑战的是老师的底线。”彭帮怀表示，作为老师，如果不按照教材教会受到家长质疑，但如果明知教材有错误，又坚持照本宣科，会误人子弟。“这关系着我的名和利，所以我不能忍。”于是彭帮怀因为一个标点符号，成为了“纠错教师”。16年坚持为教材纠错，彭帮怀一直觉得，自己不是在白忙活。“10多年前，郑州金水区用的是苏教版教材，中原区、二七区用的是人教版教材。”彭帮怀回忆，在一次全市统考中，要求默写刘禹锡的《望洞庭湖》诗句，可是两版本教材并不一致。苏教版的诗句为“遥望洞庭山水色”，而人教版答案是“遥望洞庭山水翠”。“有人觉得古诗句有争议性，但如果是大学生应该鼓励这样，但中小学生并不具备这样的思辨能力。”彭帮怀觉得，在郑州市的考试中，两个答案可以都算正确，但如果是高考、国考等当中，恐怕不会有两个正确答案。如果因为一分之差影响了孩子们的未来，后果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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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彭帮怀指出，金水区以前长期使用的苏教版教材，曾经涉嫌在教材封面“植入广告”。
“封面上有一家医院，名字写着‘博爱医院’。”彭帮怀觉得，如果写着人民医院无可厚非，但博爱医院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商业医院，无缘无故出现在教材封面令人费解。
16年坚持不懈为教材纠错，彭帮怀总结认为，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存在多方面瑕疵，包括未严格依据“课标”执行、侵犯知识产权、语言不准确、不规范、不合法、常识性错误、图文不符等。
“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不少课文不注明作者和出处。”彭帮怀一边向记者展示一本教材的《后记》，一边说道，有部分教材的《后记》中让作者如果发现作品选入教材当做商品出售，再与出版社联系“支付稿酬”。
“这是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彭帮怀觉得，不注明作者名称或不作品来源，显然是不合适的，至少对孩子们的导向不正确。
我国《教科书法定许可使用作品支付报酬办法》明确规定，教科书中汇编已发表作品，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2013年前后，彭帮怀发现，人教版教科书7年级上册中有许多错误，“大约37处”，于是他将人民教育出版社告上法庭，在全国引起轰动。
5月31日，彭帮怀向记者展示了这本教科书存在的错误。
例如“沐浴”的沐，应该是三点水加木，而教材中有一处却写成了三点水加术。“压根就没有这个字，教材里为什么会出现呢?”
“最终没有判决，双方达成了和解。”当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向使用该教材的学校发出《致歉信》，其中提到教材中出现一些“编校错误”。
记者注意到，《致歉信》后附带的勘错表中，共提到了7处错误。例如，将“劝慰”写成“权威”，将“嘉”写“佳”等。
看上去，彭帮怀发现教材中的错误后，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事实上，16年里他因教材纠错问题一共与多家机构打了20多场官司，大部分都不了了之了。
“刚开始是打电话和写信向出版社反映，最终都石沉大海。”2007年，彭帮怀开始使用法律武器来为教材“纠错”。
“最早起诉的是教育部门，但都没有立案。”彭帮怀发现以“教材纠错”名义起诉时很难得到支持，后来他转变思路，从教材的“商品”属性上起诉。
“花钱买的教材有错误，相当于商品质量不合格，退钱总是应该的吧。”转攻“产品质量”后，彭帮怀的起诉纷纷在法院立案。
“除了那个和解的，其他的基本上都因为证据不足被驳回。”一次次驳回，彭帮怀并没有灰心，反倒是更加乐此不疲。
行走在为教材纠错的路上，彭帮怀并不孤单。他的手机里有十几个全国热心教师组建的“纠错”微信群，很多人坚持不懈地寻找教材中的错误。“不是在吹毛求疵，只是为了能给孩子们一本更完美的教材。”
“很多老师都能发现教材中的错误，只不过有的在‘编制’内，害怕丢饭碗不敢说。”彭帮怀表示，自己发现教材中不妥的地方，一般都要多方求证，并与很多老师探讨。
彭帮怀说，一路走来，他得到了同行、家长、律师、媒体等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也让他在全国小有名气。
可是“人红是非多”，相较于帮助支持，迎面来的更多是否定和质疑。
“有人说我是炒作，有人说我另有所图，对于这些我都是付之一笑。”彭帮怀认为，一两次可以说是炒作，但自己已经坚持了16年。“谁会为炒作下这么大血本呢?”
2017年，彭帮怀因为教材问题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对簿公堂。后者在答辩状中直言，“其(彭帮怀)目的并不单纯，不排除为了炒作而谋取个人名利，因此，无论从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不应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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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彭帮怀说。
在彭帮怀看来，教材纠错往小处说，关系着孩子们能否学到正确知识，在一分就能决定命运的残酷现实中，或许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前途和命运。“教材出错，影响的至少是一代人。”
“往大处说，教材纠错，尤其是语文，关系着文化建设和文化自信。”尽管会花费很多时间、精力、金钱，但彭帮怀始终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
“只要教材还有问题，我就坚持纠错。”彭帮怀说。
针对彭帮怀的经历以及近期教材存在的争议，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教育部已回应进行调查，应该会根据调查情况做出处理。”
“如果在编写教材时，编者听取使用教材的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的意见，一些低级错误就能早发现。”熊丙奇告诉记者，在教材采用时要把选择权交给教师、家长，由教师、家长评估教材编写的质量，从而进行选择，这也能督促出版社重视教材的质量。
“不过教材编写属于教育事务。”熊丙奇说，在进行教材编写时，也要强调专业作用，在专业人员的引领下建立开放机制，听取各方意见，这样在全社会的努力下不断提高教材编写质量。
这与彭帮怀的观点类似。
“每次败诉基本上都是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证明出版社教材中的说法有问题。”彭帮怀表示，出版社往往能够提供教育主管部门的审核证明，而自己却只能从常识等角度说明存在错误，找不到任何部门或机构支持。“缺乏一个第三方机构，能够对教材中的错误进行认定。”
另外，彭帮怀还觉得，教材不应该出现错误，但现实中又很难杜绝该现象发生，所以他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加入进来，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建立相应的教材“纠错”机制，更加高效、快捷地核实、解决问题。“法律途径耗时又耗力，结果也差强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