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之治，是中国几千年来人口激增时期，官民人等为拓展生存空间，不惜破坏自然环境，到了清代晚期，后果便显现出来，内陆许多适宜通航河道水源减少，舟楫畅通受阻。如何货畅其源，不得不建桥修路。修桥铺路，本来是积阴德的好事，但在赊旗店却传成了一个损人的版本。我们在分析赊旗镇北大石桥的修建时，不能脱离具体地情。“赊旗镇奸商拟专其例”、“时方城人乃将黑龙庙河源用铁锅堵塞”之类说法，不排除有一点实际的影子，比如商业竞争，相互争诉等，但如果不从内忧外患、自然环境恶化、生产要素变革角度去考查，则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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赊旗镇不独属于南阳县，还是裕州的赊旗店，水运衰落的恶名，不该由商人背锅。事实上，明代时，潘河河道上在裕州城南二十五里已有券桥一座，从来没有人说过券桥的是非，北大石桥建于清代晚期（也有人认为是在清末民初或民国建造），相距券桥修建已经几百年，不可能是这座桥衰败了一座镇。相反，这座桥，恰恰见证了时代风云变幻时，世事兴衰的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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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裕、承恩二门外，吴乡宦庄（今名吴香环庄，回族聚居），极有可能是明朝乡科举人吴英祖籍地，吴英，在明、清《裕州志》有载，任巢县令。明嘉靖《裕州志》中记有裕州望城门，吴英进入“乡贤祠”。两袖清风，家无余财。明嘉靖《裕州志》载，“吴知县英墓在城南五十里”。清《裕州志》载“茔在城南五十里”，恰好和今赊店镇这个方位吻合。这个如果能够证实的话，将弥补赊旗在明代方志中，该区域的人物空白。光绪三十年地图，引入了经纬度的概念，所以误差比较小，另外，在店东这个地方清晰地标明了东西漫流寨、关帝庙、官司等地名。除了寨墙内的大、小关帝庙，山陕会馆外，在东北太山庙后八座庵附近有一处关帝庙，保内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关帝庙。这幅地图当中还清晰地说明了潘、赵二河，到唐邑后，才能称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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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赊旗店东”、“赊旗店西”、“店河南”和我们理解的“镇（街）东、镇（街）西、镇（街）南、河南街”等叫法，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店东”、“店西”大致沿赭水（潘河）——山陕会馆东西为界划分，也包含今唐庄乡的一些范围，“店河南”范围更大了，大致位于今赊店镇南偏西方位，对应今潘河街道办事处和今赵河街道办事处的大部分区域。我们应把对“店”的认识视野，从寨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扩展。应把狭义店铺的“店”字，看作广义地名称谓。
店西：刘庄、三间房、外郭庄、半坡、西李庄、西街、山陕会馆、南裕分司、桃园、武营、墪堡、北大石桥等地名（均以舆图当时地名，不作订正）。店东：卡房、东西漫流寨、吴乡宦庄、河清庄、焦庄、官司、白庙、小梁庄、三岔口、周庄（该周庄今属于社旗县潘河街道办事处）等地名（均以舆图当时地名，不作订正）。今社旗县赊店镇彭岗村周庄当时不属于店东，属于裕州。店河南：南北祖师庙、王董庄、店河南、高新庄、小庄、桑庄、潘庄、王旗营、东西颜起营、高寨、代庄等地名（均以舆图当时地名，不作订正）。“赊旗镇至府九十里，俗谓赊店，东西长四里，南北宽三里。其门八，东西大街三道，北曰山货、中曰天平、南曰老街，南北大街七道，东门内木厂街系裕州境。”寨门有八座，清晰无误标明，《南阳县志》舆图中找不到“九门赊店”的说法，即便后人把源流门算一个，也应单列为水门才对。宋代东京城就是，水门单独标注，可作为旁证。“赊店九门城墙”说法显然与《南阳县志》舆图不符，“刘秀赊旗”，“潘、赵合流后称‘唐河’”等观点只能理解为民间传说或演绎之类，从考古意义上经不住推敲。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南阳府通判监理裕州州事牛孟耕纂修《裕州志》（现存北京图书馆孤本）时，在“镇店”条目下，“陈家店”（即今陈郎店，是古许封）、“许封镇”等赫然在列，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知州董学礼等纂修）、乾隆五年（1740年）增刻（宋命立补刊本）《裕州志》（现存柳州市图书馆珍藏）中，兴隆镇、兴隆集、赊旗店均单独标注，不是一地。乾隆五年《裕州志》中显示，许封镇已废、陈家店（古许封）已废。赊旗店方位和许封镇大致能吻合。赊旗店由兴隆店演进而来显然与裕州志不符。裕州同南阳县分赊旗店而治，缘赵河（赭水）直到何庙才和唐县分界。这张图解决了裕州、唐县、南阳县围绕赊旗店划界的诸多难题，同时纠正了潘、赵合流后称作“唐河”的不规范说法。唐河作为水名，是到了源潭镇才开始有这个名称，退一万步讲，不入唐县，不叫唐河。前人就是这么执着。这是光绪三十年以前区划大致状况。康熙乾隆时期区划屡有变动，舆图不详。但整个看，围绕潘、赵河道区域，三县其实互不相让，寸土必争。赊旗保内谭家营地界，程（原图作“常”）营、刘家、赵家那一块，赵河北岸的地方，算是裕州在南阳县飞地。而赊店砦东门内这一大片就不是了，算是和南阳县分治了赊旗店，多少也有点平衡味道。许封、赊旗店这些地名先后相承，在明代和明末清初本归属于裕州，从图上看，在康熙三十二年以前，南阳县来插了一脚，划走一大片。但裕州死死把住了潘河、赵河合口前后的航道出入口，这等于是控制住了唐河航道出入赊旗店的咽喉。河道两侧，有裕州的河口、圪料寺（今属潘河街道贾楼村委会龙泉寺）、张天庄、贾楼、步口等。划界变动频繁原因，我们作为局外人，无法尽知。但回望当时风云，不难看出，很大程度上是水运经济利益左右，南阳县利用府治、县治同城优势，趁机向东扩展，当然这也是地方***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准的一种统筹彰显。该图的左上角还有这样一段话：“此河自裕州西境，柳河、赵河东南流，入唐县，为唐河。”（见《南阳县志》舆图注释）“此河”是指东赵河（含潘、赵合流后与唐河交汇前河段，也用赭水代称，赭水在舆图上有时也专指潘河河道）。从古至今，这条赵河是到了唐县，才叫“唐河”，见之于清末民初多个版本的地图。建国后，赵河在社旗县地图上，平白无故的缩短了几十里路程，个中原因，耐人寻味。社旗目前的古镇研究蓄势待发，已经具有诸多优势，但仍存在望文生义现象，更应该实事求是，在文旅热潮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尽可能不使文学、影视作品、自媒体视频过度演绎（当前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审美水准差异较大），失却本真这类现象的发生，从而有效避免，在今后的文化传承创新领域陷入争议和误区，这样的话，也能在全国数起一把文化产业领域生态文明的标尺。不宜再继续背离方志宣传古城（城墙）之类，要多宣传这个寨（寨墙）和店，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太多，赊店比不上，也没法比，但寨、店、渡、馆、街、庙、营、局、镇、墙、门遗存遗址以及实物保存完好的，在全国很难找到第二家，其他地方不可复制，也复制不来。把河南副中心城市县域治理和乡村振兴中的“镇”这张牌打出彩，这才是社旗县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和丰厚土壤。最后，话题还是回到“赊旗”吧。周同宾为《厚重赊店》序中写到：“寨墙外宽宽的河面上成对的木船……赊店是一部大书，厚重而深沉，丰富而隽永。这书的第一页，记述的应是两千年前刘秀向刘姓酒肆店主赊旗的掌故。此事正史不载。相对史书，我宁信地名。朝廷养的史官，‘太史简‘、‘董狐笔’极少，不会把汉光武帝落魄时的事著于竹帛。而地名则是镌刻在大地上的事实，记忆于草民心中的信史。以赊为地名，普天下仅此一家，这是最为独特的，应当切切珍视的。……这是祖宗留下的一份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周先生是大家，作家，周先生引述刘秀赊旗的故事，是一种叙述的语言，但这个无法代替史实本身，先生用了“应是”一词，虽然是一种推测，也体现了他的严谨，先生终究并没有用“是”。刘秀赊旗作为一种民间传说，反映出人们一种美好愿望，尽管有时候会不吻合史观。同样，我以光绪三十年《南阳县志》作为蓝本，对赊旗店真实存在状态的一种还原与解读，意在追本溯源，求实正名，表明事物往往从无到有，小可变大，弱能趋强的自然之道。也许与主流的宣传并不合拍，欢迎大家、方家多批评斧正。附录
1.“总兵”，即“镇台”，“总兵官掌一镇之军政，管辖营协将弁，为重镇大臣”。“绿营兵”和“镇守南汝总兵官（南镇驻扎南阳府）”可作如下理解：当时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兵两种兵种，绿营兵是清兵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采用绿色旗帜。绿营建制为标、协、营及汛，其官阶由高至低分别为卫总督，卫提督(省/标)、总兵(镇)、副将(协)、参将(营)、游击、都司、守备(地方)、千总(驻点)、把总。提督之下为总兵，主管一镇的绿营；再下面为副将，管理一协的兵力；副将以下是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统辖的称为营，兵员数量各有不同；在最下面的为千总与把总，负责统领一汛，即一个驻地。汛的长官为千总、把总、外委千总、外委把总，汛下设塘，有塘长。
2.作为研讨文章，文中地名，除个别脱损及难以辨认外，依舆图原貌按简体中文录入，不排除和当前地名在读音、写法上的出入。也有个别作了订正，如“常营”订为“程营”。社会各界实际使用社旗县及周边地名时，仍以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的《社旗县地名志》（主编：赵玉华；执行主编：苟云全）或其他地名志书为法定依据。
3.“赊镇”北旧石桥，现为省级文保，该桥的建造年代，有些出版物中进行了确认，但笔者未实地核对，另外也没有检索到原始文献实证，如建造时的碑刻或那个年代地志等，故对清代同治六年建桥说没有采用。
4.赊旗店厘金局委员职级品阶和所辖征税地域口岸，因缺少文物实证，故对出版物中的一些说法也没有采用。
5.对能够通过光绪三十年《南阳县志》进行确认的，如赊旗店砦墙、砦门等，为保持原貌传承，采用当时县志说法，并不采用今说。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