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龙杰：我的民师生涯（五）_情感天地_社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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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1/12/10 10:47:10
来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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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师生涯（五）

作者 |贾龙杰

09 高中代课

1978年暑期，县教育局为了弥补在社社办高中后师资的严重不足，便下达文件在全县招录各学科的高中代课教师。我得到这一消息后，便跃跃欲试。一是认为这是一个提高自己知识层次的机会；二是幻想高中代课教师将来可以优先转正。因此我在争得校长李金中和大队党支书杜国祥的同意后，便报名参加高中语文学科的代课教师考试。

这是“文革”后首次面对全社会举办的公开招录高中代课教师的大型考试，大家都不知水有多深，都抱住试一试的心态，踊跃报名。全县的民办教师和社会闲散人员共有200多人报名。

考场设在县一初中（当时叫八中）。每人只考两门学科，除所报的学科外，政治是公共考试科目。试卷的内容都是一般基础知识，并不很难，但因不了解别人答得怎样，所以考后并不抱多大希望。

在第一场的政治考试中，还有一段“插曲”，值得重新回味一番。卷子发下后，考生在答题时发现有一道题的题干部分有令人吃惊的政治性错误。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句话中的“毛主席”写成了“刘少奇”。

考生发现后，考场里立刻一片哗然，监考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汇报给考务办公室，办公室立即命令各考场迅速收回全部政治试卷，考试暂停，一直等到下午试卷重新拟定印制后才进行重考。

后来听说该错卷是由王元阁老师用铁笔蜡纸刻印的，因一时疏忽，造成这样的重大的失误。对于这种因笔误造成的“政治事件”，若在“文革”中便是“现行反革命案件”，当事人难逃牢狱之灾。

这时虽已粉碎了“四人帮”，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人们的思想枷锁尚未全部打开，尤其像王元阁老师这样一生小心谨慎的人，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犯下了这样影响较大的“政治错误”，其心理压力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了。他听到这一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心想这下可完了！

“投案自首”是他唯一的选择。他立即背着行李卷，蹲到教育局政工组（人事科）门口，等待反省检查。无论谁劝都不走。后来政工组长包彦田同志亲自把他让到办公室，劝他说：“王老师您出身好，历史清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表现不错。我们知道您不是故意的，这次失误组织上不会给你处分，请你回去吧，以后做事更细心些就是了。”经过包股长这一番诚心诚意的解释和劝说，王老师这才放心地背着行李回家了。

在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子。

参加考试的人那么多，自己仅是一个初中生毕业生，对于教高中，本来就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妄想，考罢也就没抱多大希望。不料到九月底，教育局竟发来了录取通知。后来才知道，这次参加考试的，虽然有200多人，但不知什么原因，仅只录用了少数几个。赵河公社只有我和肖焕东同志两人被录用。到教育局报到时，政工组的负责人刘义堂告诉我，我被分配到方城十中（拐河高中）

1978年9月28日上午，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行装，只背了个铺盖卷，带了一本字典，便到平高台搭汽车到方城，当日下午又转乘方城到四里店的客车到白湾下来，再步行七里来到了拐河高中。在校园门楼下坐着聊天的几位老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经自我介绍，他们知道我是新来本校代课的语文老师，便唤教语文的高宪营老师来接待我。我随高老师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里，经过短暂的交谈，便知道宪营竟是我的表妹夫高宪洲的亲弟弟，“他乡遇故知”，这真是太巧！宪营表弟是郑州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已在本校工作两年。有这样一个表弟作靠山，我新来乍到的那种陌生、拘谨感便顿然消融了许多。

经宪营引领我到教务处报了到，又经总务处姬主任安排，我住在了校园西北角柏树院的一间西小屋内。小屋仅只十多平方米，这里原有一张单人床和一张老式两斗桌，简单清扫之后，这便是我寝办厨三位一体的安身之处了。

第二天，学校领导便给我分了工，让我担任高一（3）、高一（4）两班语文课和高一（3）班的班主任。宪营担的是高一（1）、高一（2）两班的语文课。我和他担的是同一个年级，这可以向他讨教，我心里顿觉踏实了许多。我来的第三天便逢着国庆节放假三天，我因刚来，还没来得及上课，便不再回家，正好借此机会，熟悉一下环境，备一下课。

这个学校原是一座古庙，正房是三间大殿，东西厢房各有六间，加上大门两侧的南屋，共有二十多间老瓦房。几棵合抱粗的古柏和一棵瓦罐粗细的老桂花树。彰显着这座古庙的风雨沧桑和历史的悠远。大殿前有一个一米多高的砖石砌成的土台子，可作全校集会的讲台。正房大殿现用作教务处和会议室，其余的房舍用作教室和教师办公室。大殿西北角的“将鼓台”前，是后来盖的两座教室，大殿后面是两排初中教室。操场在学校前面，面积不大，仅有两副球篮。

这是一所完全中学。当时高、初中都是二年制。高中六个班（高一四班、高二两班），初中四个班（初一、初二各两班）。据说升学率在公社一级的高中里，还算不错。这里解放前就办有澧阳中学，因此文化底蕴丰厚，各种各样的人才都有，文化生活比平原地区还活跃。

拐河镇背山面水，自然环境优美。街道铺面虽少，但集市繁荣。解放前即为宛北丝绸织造和聚散贸易中心，素有“小上海”之美誉。这里民风淳朴，待人厚道。故在这里工作舒心、顺心。

10月2日，国庆三天假日结束，我正式接班上课。

在我没来之前，高一四个班的语文课全由宪营一个人来上，他是先从后面的文言文部分开讲的。今天我要接的课是柳完元的《捕蛇者说》宪营已讲了两节，我要接着往下讲。

我这个只有初中毕业水平的老师，今天第一次登上高中的讲台，说实在话，心中还是“诚恐诚惶”的。好在我平时还是喜欢文言文的，《古文观止》中的好多名篇我都熟读成诵，高中语文中的文言文，可以说没有什么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加上利用两三天的假日，我已做了充分备课，所以上罢第一节课，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听课情绪和课后的反映，基本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在此后的教学中，每一课都是我和宪营商量着备的，教案为何写，教材的重点、难点为何突破等等，我们两个基本都是一致的。连班级为何管理，开展什么活动，我们两个都是商量着办的。所以在高一的教学中，我和宪营配合默契，工作中也很顺心。

但我平生第一次来到远在百里外的学校做代课老师，生活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家中有三个孩，大女儿恩方还不到五岁，两个男孩大的两岁，小的才几个月，妻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还有两亩自留地需要种，确实忙不过来，就把岳母接来帮助带孩子。经济方面非常紧张，代课教师每月只有30元工资，后来又加上每月5元钱的副食补贴，总共才35元钱。教育局非常吝啬，寒暑假期间不发工资。为了省钱，我不敢搭教师伙，就买了一个小煤油炉，自己来做饭。1980年春，我又把女儿恩方带来拐河小学读书。为了来回方便和节省路费，我从本村邻居那里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作价90元，我先付50元，下余的40元，直拖了好几个月才给人家还清。这样每到星期六，我就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回家，一到家就急忙到自留地干活，星期日下午四五点再驮着粮饭，带着女儿，急急忙忙地返回学校。那时年轻，也不觉得很累。

我之所以来高中代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认为教高中可以优先转正，但一年多来一直没有这方面的任何信息。直到十一届五中、六中全会以后，才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1980年5月27日，陆相德校长召开了全体代课教师会议，传达了上级有关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精神。根据省***意见，1980年民办教师要转正60-70%。但因代课教师不属于民办教师的计划指标，所以代课教师也得马上转为民办教师。故从6月份开始，初中、小学代课教师停发工资；高中代课教师因情况特殊，工作需要，故仍继续发工资，但必须把名字插入各大队，算做民办教师指标。至于转正的具体办法和时间，尚未下达正式文件。不管怎样，总算有了希望，所以大家都为这一好消息兴奋不已。

6月中旬，南阳地区中师招收民办教师的简章下达。该简章规定：1980年南阳地区计划从民办教师中招收800名学生，学制为两年。其条件为：教龄满五年以上的小学民办教师，年龄在30周岁以下，优秀教师持公社教办室证明年龄可放宽到35周岁，婚否不限。上学期间仍发给民办教师补助费。毕业后为正式小学教师。

这是“文革”后首次针对民师的招生考试。对于我们这些老民师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令人振奋的消息。但冷静想来，这个中师招生，对我个人来说，尚无多大诱惑力。这并非因为自己年龄超了几岁，不符报考条件，“摘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而是因我当时已是高中教师，若再去读中师，也学不到多少新鲜知识，况且仅为中专学历，毕业后当小学教师，也不是自己的愿望。

这次招生是专以针对小学民办教师的，而对于初中和高中的民办、代课教师，相信上级不久就会出台相应的招生政策，我们都在翘首以待。

又停了几天，到6月下旬，一天校长从城里开会回来，传达上级精神：中央决定五年内把民办教师转正70%，教学质量高的地区可在三年内转正70%。高中代课教师不让报名参加中师招生考试，是另有渠道解决。显然，高等师范院校招收中学民办、代课教师，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我们就耐心地等吧！

10 回家兼顾责任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内形势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的联关承包责任制在1980年已全面施行，土地又重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家家户户心花怒放。我家五口人，分了七亩多地，只妻一个人在家，我远在百里以外，耕种、管理和收获都极不方便，加之转正在近期尚无希望，我考虑再三，决定仍转回本大队任民办教师。我把自己家里的实际困难和想法，分别给陆相德校长和林旭昶副校长作了汇报，他们虽表挽留，但对我的具体困难却无能为力，只好同意我回去。但我在这里代课，是占用拐河的民师指标，这个民师指标是不能随身带走的。回到赵河乡，若没有民师指标，就不算正式民办教师，这不但没有补助费，也失去了将来转正和升学的资格。所以必须让教育局给赵河批一个民师指标。

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民办教师，但一直工作和生活在社会底层，在县教育局不认识一个能行得动风雨的熟人。后来在老同学狄怀耀的引荐下，我找到了已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初中老同学陈福祥，因他在县纪委工作，可能与教育局的领导能说上话。我向福祥说明来意后，他即和教育局主抓人事的马广奇副局长联系，马局长答应给予解决。第二天我便去找马局长，他让我先回拐河高中写一个鉴定和同意调回的证明，再回本大队写一个同意接收的证明，然后即可到局里办理转回本大队的手续。

在我依照要求办完了相关手续，又回到拐河高中和大家告别时，学校特设酒宴为我践行，然后又用车把我送到方城，我感动得热泪直流。两年来与同志们轻夕相处，十分融洽亲切，领导对自己也很体贴与信任。若非自己家庭条件的局限，我真不忍心离开这所可爱的学校和诸多亲如手足的同志们。

当我带着教育局的介绍信回到赵河教办室报到时，教办室业务副主任段运祺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那时初中民办教师的补助费每月分4元、7元、8元三个档次，因8元的档次已发完，就给我按每月7元的档次发。能让我顺利的转回，我已感激不尽，至于补助费的多少，我就不再计较了。

回到家里，大队和学校的领导对我都十分欢迎。1980年9月1日的秋期开学，就担起了初三的语文和班主任。放了学就得马上到地里侍弄自己的责任田，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这次我重新回到小营学校，感到学校的气氛和过去大不相同。过去在课余时间，老师们总是聚在一起，或谈工作，或海阔天空的聊天，自由散淡，其乐融融。而现在每家都分到了责任田，每个教师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在庄稼的耕种管理收割等方面，每一步都很关键，误了农时，都会遭受损失，而收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家人的生活水平，所以谁都不愿意落于人后。

特别是秋季，我们这里是产棉区，整枝打杈、打药除虫、中耕锄草，这是一个非常缠手的农活。有时起早贪黑，忙得连吃饭都不能按时。相比之下，教学工作就成为“副业”了。所以教师的迟到、早退甚至缺课的现象屡有发生。学生由于疏于管理，纪律涣散，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教育行政部门显然已意识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这一新情况，曾提出要“扫家门风”，就是要把家住本地的民办教师进行异地交流。但人民公社解体后，民办教师不能再记工分，和一般村民不同的是每月只有几块钱的补助费，这远不足于养家糊口，种不好责任田，全家人的衣食花销就无以为继，所以这一措施终难付诸实行。就我个人而言，教学和种地亦不能兼顾，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教学工作也远不如过去那样投入，教学质量也受到一定影响。

1981年5月，我们盼望已久的南阳师专针对中学民办教师的招生简章下达。7月份通过高考，我顺利地被南阳师专中文系录取，从而为我二十四年的民师生涯郑重地画上了句号。

全文完

作者简介

贾龙杰，1940年3月生，方城县赵河镇人。1957年方城二中初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24年。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考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方城县第一高中工作，曾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副校长；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副主任。退休后于2004年被任命为方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今。曾发表教研论文30余篇。编印《关爱之路》、《启迪心灵的金钥匙》、《岁月沧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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