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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贾龙杰:我的民师生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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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21/12/10 10:4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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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师生涯(四)




作者 |贾龙杰


 07 桑杈园干活和反思
正当我全身心地投到教学中,准备创造出更好的教学成绩的时候,又一场政治斗争的暴风雨,再次向我袭来。
1974年5月,大队组织了由全体党员干部参加的“批林批孔”学习班。在这个学习班上,听说有人向大队革委会提意见,说“学校不应该再任用地主子弟作教师。”显而易见,这只阶级斗争的“杀手锏”仍然是冲我而来的。
在那个年代,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不待大队领导作出决定,我便知趣地自行辞教回队。5月9日我把这个想法向学校负责人李金中同志汇报后,他深思良久,一言不发。看得出在那样的政治形势下,他也无可奈何。我便向有关同志交接了手续,当晚就向生产队长胡金瑞报了道。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六队牛屋院等待队长派工。队长说:“我给你找个清气活,你去河湾桑杈园修桑杈吧!”我一听觉得这个活也挺适合我的,便乐意地接受了。队长又回家拿了一把枝剪交给我,这便是我修桑杈的全部工具了。他又向我交待了总体任务和注意事项,这样我吃过早饭便径直到河湾桑杈园“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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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村东南河滩上的桑杈园,种有三亩多桑树苗,都已长到两米多高了,正在截头憋芽的好时机,过去因无合适的人整修,现已处于关键时期,再拖下去就过了最佳的培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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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杈是在麦收和秋收季节用来装车垛庄稼、柴草和碾场翻场用的必备工具,过去都是从外地买回来的,每根桑杈得六七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解放前我们这里也曾在河滩上种过桑杈树,但年代久了,其培植、修剪方法早已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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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桑杈的任务是接过来了,但这是一项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农活,而自己却一无所知。后来听说河南岸吴氏营林场有个姓姬的师傅,已修桑杈多年。我就去拜人家为师。姬师傅为人和气、毫不保守。人家手把手的教,我也诚心诚意的学,这样就很快入了门。后来便在干中学,遇到了不懂的问题,还过河向老师请教。几个月下来,我便将一个杂草遍地、狂枝丛生的桑杈园,修理得整齐有序,初步走上了正常的管理轨道。队长和社员们看过后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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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修桑杈树苗的工作,一经走入正常的管理轨道,便不像开始时那样忙碌了。每天只要投入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或到吴氏营林场向姬师傅请教一下技艺,或和在河湾里放牧的牛倌儿们侃一会儿大山。
“工作”之余,我就把剪掉的带叶的桑树枝条,铺在较平坦的树荫下,当做简易的“凉床”。然后躺在那里,两手垫在脑后作枕头,翘着二郎腿,沓朦着眼睛迷糊一阵子,偷得片刻的自由,尽享独处之乐。
夏季渐至,正是桑树狂枝疯长、虫害严重的季节,我得起早贪黑,趁凉快多干点活。但到盛夏的午后,酷热难耐,社员们也都在荫凉处“歇伏”,直到太阳偏西才下地干活。连放牛娃也懒得早出工。我在家也没地方午休,倒不如来到桑杈园里纳凉。
但火辣辣的太阳,烘烤着大地,稚嫩的桑树枝叶,抵挡不住炎炎烈日的穿透力。身子底下,沙土吸收的暑气,一刻不停地向上蒸腾,熏炙看脊背。没有一点风,树梢一丝不动。这时,即使光着臂膀,汗水仍不停地往外涌,和现在的桑拿浴相比也毫无逊色。忍耐不住时,就独自跑到南边不足百米远的小河里去泡个澡,但河里的水也热得烫身子。洗了澡回来还是一身汗。
树林里闷热得很,也安静得很。只有耐不住酷暑的鸟雀在枝头上烦燥地喳喳叫着,还有热昏了的蚂知了也匍匐在叶背上,吱啦啦地鸣叫个不停。可真是“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了。这里虽然没有山,但广袤空旷的河谷里,午后人迹罕至,也真“幽”得瘆人!
在这种环境下,我是睡不着觉的,干脆坐在树荫下休息,静静地想着自己的心事。几年来所遭受的不幸和打击,在眼前一幕幕地浮现出来。
我因出身于“残民”家庭,从小便生活在穷困潦倒和备受羞辱歧视的环境里。也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刚解放时,我虽然只有七八岁,但已相当懂事,无论自己的家庭出现多么严重的变故,个人遭遇多么大的困难和挫折,我都没有放弃过读书,而且从六岁入学直到高小和初中阶段,我一直很努力,学习成绩在班级也都是名列前茅的。
我处事十分谨慎,加上我比较随活的性格,所以人缘相当好。从我记事开始,我从没有和村上的小伙伴们和同学们打过架,也很少红过脸,更没有过“不答腔”的仇人。因此,大家都喜欢和我玩。
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或当民办教师,或在生产队干活,和村上的社员群众相处得十也分融洽。在那个时代,村上有文化的人很少,像我这样的文化水平,就算是“大学问”人了。凡是涉及文化的事,社员们总是来请我帮忙。例如入党、入团的申请书,参军、招工的政审表,大队和生产队的总结、报告、经验材料,以及各个政治运动中大、小队干部的错误检查书等等,大都出于我之手。村上的红白事,每一桩都少不了我:写喜对联、写请贴,主持婚礼或致悼词,每一次都得忙活好几天。在那二十多年里,村上新出生的孩子的名字大部分都是我取的。
再者,我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己也粗通医道。当时全大队只有一个卫生所,西医只有一人,那时“输水”还不十分普遍,医生给病人开的方子,除了口服药,像打针这样的事,医生忙不过来,本村的病人常央我来为他们打针。每个病号至少得3天,每天至少得3次。只要你接受了人家的委托,不管你再忙再累再没时间,也要照时照晌地给人家打针,不然误了病情可不是小事情。
在学校当民办教师,我虽没资格当负责人,但无论谁来当校长或主任,对于教学业务工作他们总是要听从我的意见的。自1957年秋期我当民办教师以来,从小学到初中,几乎每一个年级、每一个学科我都教过。学校负责人李金中同志曾说过:“你如果不在学校,我就没有主心骨,教学业务上有了问题,也没有更合适的人可以商量解决。”
我对工作,从不懈怠,即使在文革的高潮时期,学生没有课本,也没有作业,上课也没有定时,但只要是在课堂上,哪怕是读语录、读报纸,我也要尽心尽力地把正确的思想和有关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
在学校里和同志们的关系一般都处得不错。因为我性格开朗,为人阳光。从不敢以自己微不足道的知识和经验来哗众取宠或傲视别人。同志们只要是在教学中有什么疑难,我总是主动地帮助研究解决。我们学校在鼎盛时期有十来个同志,多年以来,不管公办教师、民办教师,大家相处得都很好。即使那些很有个性的同志,通过长期的共事,我们也都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生产队干活,我服从领导,服从分配,无论脏活、累活,我都努力干好。因此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对我们的评价都还不错。我有什么私事,邻里朋友也都热心帮助。
我小心谨慎地为人、处事,只求平安度日,别无他想。自知今生今世,绝大会有大的作为,即使在睡梦中,也不敢有任何的奢求和邪念。有生以来,从未算计过别人,也从未干过超越道德和法规底线的坏事、错事。扪心自问,我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良心。可近几年来,噩运却接二连三地向我袭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使我的身心受到巨大的创伤。这是什么原因呢?时耶?命耶?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呼?这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
鲁迅在交了“华盖运”之后就“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也只好躲进这桑园里,避开乱世的纷扰,求得暂时的心底平静。但看不到了报纸,听不到了收音机,只能借助大队部高音喇叭里偶尔传来的零碎新闻,才可以对“冬夏春秋”的时令变化略有所知。
我是个爱说爱笑爱热闹的人,这样的“独角戏”活路,本不适合我的天性,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境下,躲在这样的“世外桃园”里,不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晃来晃去,就可能减少被别人嫉妒暗算的机率,过去整日悬着的一颗心,也可以稍稍放松一些,紧张的神经也渐渐地舒缓平复了下来。
 08 第三次重返校园
正在我栖身于这僻静的桑杈园中,终日以桑树为伴,只身孤影,以苦为乐,自叹自怜之时,1975年8月,学校的负责人李金中同志竟意外地来到桑杈园里找到了我,要求我再次回学校工作。他说:“现在的初中升高中,已不再实行推荐制,完全凭中招成绩来录取。对孩子升学的要求普遍很迫切,因而学校的升学压力很大,希望你能回学校助我一臂之力,把升学的人数搞上去……”
不等他把话说完,我便插话说:“谢谢您的关照。但再回学校,仍有可能没干几天,又有人提意见、说闲话,白白地给自己和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倒不如我在这里清静、平安。”金中接着说:“现在全国都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倡安定团结。你的事我已和大队革委会的主要领导都进行了沟通,他们都没什么意见,你只管放心地搞好工作就行了。
我是个“三句话能当钱花”的人,更何况金中是我的好友,他对我有“知遇之恩”,因而他的面子比什么都重要。我只好再一次地“恭敬不如从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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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8月,在李金中同志的全力协调下,在争得大队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的同意后,我第三次重入小营学校任教。
这个时期可能是自“文革”以来,国内形势最好的一段时间,国家开始着手对军队、铁路、工业、企业、教育、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整顿。
1975年8月份,教育部召开座谈会,讨论在教育系统进行整顿的问题。9月26日至11月8日,由教育部长周荣鑫主持,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要整顿”的指示,起草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教育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
邓小平同志还具体指示:“二十五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现在有个危机-不读书。教师有个地位问题,教育部门也有个调动教师积极性的问题。”《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成为整顿教育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的起草,受到了教育界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
我们这所小学校,在这种大气候、大背境的影响下,也和全国整个教育战线一样,出现了一派和谐的景象,学校面貌焕然一新。“文革”以来那种学生捣乱、破坏公物、师生对立等乱象,基本被刹住。正常的教学秩序逐渐得到恢复。教师认真教,学生认真学,已蔚然成风。我这次重新回到学校,正当其时,因而受到了师生的欢迎。
这时的小营学校,已从倪庵庙上搬迁到了小营村西南角的原大队部院中。我被分配担任五年级的语文课。
当时的学校体制和课程设置已渐趋正规。小学阶段定为五年,初中和高中阶段各为两年。语文课本的编排,虽然仍是涉及政治内容的较多,但也编入一定量的名家经典文章和语文知识方面的教材。因此学生在学习中,也较之以前有兴趣,教师施教也可充分展示自己的水平。
公社教办室,为了充分体现教育整顿后的优秀成果,也不断举办教育和教法方面的研讨会,组织教学基本功比赛和各个学科的教学观摩活动,务求使中小学教育回到“文革”前的规范化水平。重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重视升学率,已成为这个时期教育战线的主流。
在这段时间,我也不断地在全公社教研会上发言,参加各种教学基本功比赛,也积极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来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
转眼到了1976年秋期,我所教的小学五年级要升初中了。当时由于小营大队和韩庄大队已合并为一个大队,大韩庄的学生也来小营学校上学,所以学生人数比较多。小学升初中的共有两个班,每班30多个人,男女生人数几乎各占一半。为了便于管理,我们把这两个班混在一起,再分成一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学校让王心志老师担任男生班的班主任,我担任女生班的班主任。我们班共有36个女生。
我除了教初中一年级的语文课外,还教两个初中一年级的工业基础知识(即物理和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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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的风气比较正。学校负责人李金中同志为人忠厚、正直,处处以身作则。吕亚山、闫清春、吴德周等几个教学骨干,都很卖力。李成友负责学校的总务工作,事事认真负责,对学校的基本建设,可真是出了大力。大家齐心协力,基本没有什么矛盾。
我在这段时间,积极探索和改进教学方法,收到了比较满意的效果。1977年秋期,公社教办室还在我们这里组织了一次语文观摩课。全公社共有三、四十人老师前来听课。因人数多,教室内盛不下,只好在校院内搭一个大帆布蓬作为临时教室。
记得我当时讲的是《人民勤务员》这篇记叙文。教学方法采取启发式和师生互动的办法,课堂上气氛比较活跃。因全是女生,在课堂上朗诵课文和回答问题都是普通话,听课的老师都感到很新奇。
为了很好地掌握课堂时间,上课前我借了卫生所郭明典医生一块手表,我没有戴在手腕上,而是把它放在了堂桌上的粉笔盒内,因而在讲课的节奏和时间的把握上都很准确。后面听课的老师们,既没见我戴手表,也看不见粉笔盒里放着的手表,自然就称赞我教学基本功过硬,时间掌握得准了。其实这不过是我预设的一个小小的“机巧”罢了。
我在上这节观摩课前,已经把教案印发给听课的老师们了。其教案模式,仍然是在“文革”前学习苏联凯洛夫“五环教学法”那一套。但在当时由于教师不写教案已经习惯成自然了,同时许多年轻教师也都不会写规范化的教案,我这个教案也算是给大家引了一个路。所以教办室副主任段运祺同志在总结这堂观摩课时,特别强调大家,以后备课就按这个模式来写教案。
这次观摩课的成功,使这个地处偏僻的小学校的名声大振,大有都知道小营学校有个“女子班”。
自教育整顿以来,自上而下所达成的提高教学质量和升学率这个共识,始终没有改变。
我们所教的这两班初中,1978年秋期就要毕业,升学仍是师生和家长所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近两年来,我们所有的担课老师和学生都憋住一股劲,一定要在这次中招中打个漂亮仗。
为了提高我所教的两个毕业班的《工业基础知识》课的教学成绩,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在完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率先编印了《复习提纲》,还把物理、化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定理、定义和法则等编成顺口溜,以便于学生背诵和记忆。在每一章的后面我还编选了一些练习题,让学生认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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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1978年的中招考试,我校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好成绩。那时全县高中还是划片招生,我们学校划归二中的招生范围。我校两个班,共69名考生,结果考取34名,升学率几占50%,在全公社名列前茅,学生和家长都很满意。小营学校在全公社初崭头角。尔后,本校校长李金中也被评为河南省百名优秀中小学校长之一。这个时期,可以说是小营学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我个人在二十年的民办教师生涯中,最为顺心的一段时光。
待续  


作者简介

贾龙杰,1940年3月生,方城县赵河镇人。1957年方城二中初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24年。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考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方城县第一高中工作,曾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副校长;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副主任。退休后于2004年被任命为方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今。曾发表教研论文30余篇。编印《关爱之路》、《启迪心灵的金钥匙》、《岁月沧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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