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龙杰：我的民师生涯（一）_社旗故事_社旗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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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1/12/6 14:16:38
来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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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师生涯（一）

作者 |贾龙杰

我当民办教师，始于1957年，止于1981年，共二十四年。其间由于我政治上的先天不足，曾几上几下，个中滋味，岂一个苦字可以了得！好在托共产党改革开放的福，搭乘高考的末班车，终于修成正果，为教育事业理直气壮地做些贡献！在耄耋之年能衣食无忧，此生足矣！现将我的民师经历展示给大家，让年轻的朋友们了解一下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1 初涉教坛

我走上教书这条路，纯属偶然。

我在1957年初中毕业中考落榜后，回到了家乡赵河区小营高级社的第六包产队。那年我17岁，队长看我又瘦又矮，不能当个整劳力使用，就交给我一头驴，让我每天拉住它去河湾放牧，每天记8个工分（整劳力每天10分）我们村有四个包产队，放牛、放马、放驴的共有好几个人，我每天和他们疯在一起，倒也不知道发什么愁。

这年8月下旬，一天傍晚我放驴回来，坐在堂屋门前的大石头凳子上休息，突然本村小学校的负责人刘学炳老师来到家里。刘老师虽没有教过我，但也非常熟识，我忙让他在石头凳子上坐下。寒喧了两句之后，刘老师就问我：“你毕业了有什么打算？是不是还准备明年再考学？”我误以为刘老师是受教育部门委托前来对我进行劳动教育的，就一脸严肃地对刘老师说：“在农业第一线参加农业生产很光荣，我要在农村好好干，争取干出成绩！”刘老师看我把他的意图领会错了，就笑着对我说：“我不是来对你进行劳动教育的。我的意思是，你要是没有别的打算的话，就来咱们学校教书吧。”我听了这话甚感意外，就略微镇静了一下对刘老师说：“你看我这个样子能当老师吗？”刘老师认真地说：“你咋不能？你的学习底子我能不知道！只要你愿意去，我已经给党支部书记杜国祥说过了，你明天就到学校去。”我说：“那行。”

第二天我向包产队交了差，就去学校见刘老师。刘老师说：“你来学校算是民办教师，由包产队每天给记一个整劳力的工分，国家不给发工资。至于担几年级的课，等开学时再说。今天就算你来报了到。”

本村的这所学校，不是一所独立的学校，只是王寨中心小学的一个分校。校舍是由一所古庙改造而成的。学生来源为倪庵、小营、前王庄、刘庄四个自然村。只有初小，没有高小，学生人数不足百人。

从1956年开始，这里就有两个民办教师：一个是小营的闫玉珍，是个旧知识分子，已经四十多岁了；另一个是倪庵村的贾增三，比我大两三岁，初中肄业，因他才参了军，我就顶了他的缺。

我来了以后，这里连我共有三个教师，只刘学炳老师为公办教师，是学校的负责人。闫玉珍和我是民办教师。学校原来只有两个教室，本学期开学前，高级社支书杜国祥又亲自带人去小营的坟园里锯了几棵柏树，又盖了两间草房，作为新的教室，本期开学又招了新一年级。这样初小的四个年级都有了，只是人数都很少，三年级人数稍多些，有30多人，由刘老师教。二年级有20多人，四年级只有10多人，这两个年级安排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组成了“复式班”，刘老师让我来担。新盖的草房是一年级教室，由闫玉珍老师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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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除了这三个教室外，还有两处单间瓦房：一间低矮的火神庙，是刘学炳老师办公、住宿和做饭的地方；另一间“文昌阁”是一座小楼，楼下作为校务处，又是我和闫老师办公的地方，楼上是我们住宿的地方。

1957年9月1日，我正式跨入了方城县赵河区王寨中心小学倪庵分校的校门，成为该校的一名民办教师。

我这个只有十七岁、稚气未脱的大孩子，走出初中校门还不到两个月，就到学校当老师了。从思想到行动，我都很难迅速进入角色。但在父母和哥哥的支持下，我经过了认真地理性思考，觉得像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党支部和学校能够选聘自己为民办教师，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了，自己没有理由不把工作做好。

但当老师光凭有一股子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何备课，如何讲课，如何管理学生等等，都是要有一套理论和操作方法的。自己在上学时，对一些老师的授课，虽也常常和同学们一起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进行苛刻的评论，可那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今天轮到自己当老师了，才知道上台讲课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好在刘老师和闫老师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在他们热情主动的帮助下，我得以步履蹒跚地一步步坚持前进。

教学的基本功首先是备课和讲课，备课是为课堂教学报务的。那时正盛行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五环教学法”。即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必须要把握五个环节：

一是“组织教学”。即教师在讲课前要先运用语言、目光和手势，来迅速调动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马上平静下来，集中精力来听课。

二是“复习旧课”。即教师要通过概括总结和课堂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对上一节课所讲授的知识进行复习巩固，为讲授新课作好铺垫或链接。

三是“讲授新课”。教师板书本节课的课题或主要内容，接着用讲解、分析、板书、启发提问或师生共同讨论的方式，来传授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这是课堂教学的核心部分。

四是“课堂总结”。即对本节所讲内容，进行重点的回顾总结，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记忆。

五是“布置作业”。即根据本节课的需要，在下课前给学生布置适量的作业。作业可以是思考题，也可以是书面题。书面作业又分课堂作业和课外作业两种。这五个环节必须环环相扣，有机联系。

在今天看来，“五环教学法”属于教条化、程式化的东西，是一种落后的旧框框。但当时对于像我这样的教育战线上的新兵来说，总算是有了一条可遵循的规范化的教学之路。我正是沿着这条道路一步步向前迈进的。在以后的教学改革中，不管出现多少花样，但课堂教学中的这五个环节，却总也不能完全绕开，因为它基本上揭示了学生在学习中的认识规律。

再一个难题就是复式班的教学。我所担的班级是一个由二年级和四年级所组成的复式班。这就意味着在同一节课堂里，要同时给两个年级授课。那时实行的都是包班制，就是每个班级的语文和算术课，都是由一个老师担下来的。这样我每天晚上要分别备好两个年级的四个课节的课。在备课时，要把备课本的每一页，都用一条竖线一分为二：左边写二年级的教案，右边写四年级的教案。

关键的问题是，在授课时，两个年级要交替进行，在同一个时间段里，若先给甲年级讲课，那么乙年级就要在老师的安排下，或复习旧教材，或预习新教材，或做一定量的习题。当给甲年级授课告一段落时，在转给乙年级授课前，得先检查一下刚才布置的作业，然后再进行讲课。这样在同一课堂上，轮番给两个年级授课和布置作业，时间上不留空白，还要同时完成两个年级的教学任务。这整个教学过程，包括老师怎样施教，学生如何活动，都必须写在备课本上，其备课任务之繁重，是可以想见的了。

为此，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常常要笔耕到深夜。这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老师来说，能力和体力都要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备课是这样，上课可就更难了。因为在一节课的时间里，要分别完成两个年级的教学任务，而所讲授的内容又丝毫不能减少，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一个重大挑战。这就要求教师能够熟练地驾驭教材，准确地把握重点和难点，本着教师精讲，学生多练的原则，留给学生以充分的思考和消化吸收的余地。

在给其中的一个年级授课时，又要关注另一个年级的组织纪律和自习状况，使他们尽量不受讲课的干扰。必要时教师得以目光和肢体对其进行暗示和提醒。逐步培养学生专心致志、闹中求静的心理特质。这些，即使是富有经验的老教师，也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何况对于我这个刚登讲台的年轻教师，可真是难乎其难了。

刚开始时，面对两个年级，感到手忙脚乱，学生也不习惯，顾了这个年级顾不了那个年级，时间不好把握，程序不好维持，教学任务常常不能按时完成。一堂课下来，弄得头昏脑胀，身心疲惫，真想向刘老师交差。但在老同志的帮助与鼓励下，又去吴湾小学观摩了张中璞老师的四级复式班教学，心中稍微有了底子，慢慢恢复了信心。

经过不断摸索、实验、随着对教材的不断熟练和对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课堂气氛越来越活跃，学生也越来越能够主动配合。到这学期期中考试时，本班两个班级的考试成绩也都相当不错。后来，也有些学校的教复式班的老师前来听课，进行互相交流。不久，县教育局教研室的赵宏林老师也带人专程来观摩我的复式班教学。事后对我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这更加坚定了我教好复式班的决心和信心。

02 整风反右和大跃进时期

1957年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形势，逐渐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原来我们每星期日晚上都要到四里外的校本部王寨中心小学去参加政治学习，后来随着整风反右斗争的需要，每星期要到校本部参加两三次政治学习。到了11月份，上级通知中小学校一律提前放假，所有教职员工都要集中县里参加整风会议。

后来才知道，在这次整风反右会上，全县有四五百教师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1958年春期开学，教育界呈现一派肃杀景象。县里的整风会议虽告一段落，但整风反右斗争还在继续。王寨中一心小学的校长和教导主任等一批优秀的学校领导和老师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有的被开除了公职，有的送到劳教队劳动改造，部分保留公职的，也只能在学校边劳动改造边接受批判，不能上讲台教课，因而教师缺口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不得不招聘一大批代课教师来应急。当时光在王寨小学工作的代课教师就有十多人。

我们学校唯一的公办教师刘学炳同志也调到校本部去了。而民办教师闫玉珍也因出身不好、历史有污点而被高级社党支部免职，又改派倪庵村的张年太来校当民办教师。张年太只有小学文化，但人家是复员军人，又是共青团员，贫农成份，即使没有正式任命，也是学校当然的负责人了。

1958年一开春，“大跃进”的口号就提出来了。过了春节，县委就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央和省、地关于组织全面大跃进的指示。提出“大干一春，苦干一年，从根一本上改变方城面貌”和“今年过黄河，明年跨长江，三年超过千斤县”等不切实际的口号。但上半年还只是在宣传发动阶段，农村还没有大的动静。学校基本上还能按部就班的正常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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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下半年可就不行了。7月中旬，县委批转城郊区唐庄乡大办钢铁的经验，号召全县人民“以钢铁为元帅，为完成4万吨铁，1.5万吨钢而奋斗。”之后，全县投入30万人炼钢铁，出现了砍树、毁家俱作燃料等破坏性的举动。这样轰轰烈烈地大炼钢铁的运动就开展起来了。

8月23日，县委召开广播大会，宣布全县立即撤区、合乡、并社，在一天之内实现人民公社化。提出“奋战一昼夜，绿化全县”，“奋战一冬，实现水利化”，“突击五天，实现无文盲县”等大跃进口号。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实行吃饭不要钱，各村都建起了公共食堂。

紧接着鸭河口水库、罗汉山水库、赵河的枣庄水库，都陆续开工修建，加上1956年已开工修建的望花亭水库，每个水库都需要几万民工参加。随着大办钢铁运动的全面开花，社社都办起了小高炉，施行土法上马。炼铁的，拉矿石的，运送木材燃料的，可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了。

学校也不能四平八稳地上课了，都得配合大跃进。因生产队的棒劳力抽空了，留在生产队搞生产的，都是老弱残兵。这样麦收大忙季节，大些的学生由老师带着去生产队帮助收麦；小些的学生，也由老师带着搞复收。到了秋季，就帮生产队摘棉花，或去正在刨红薯的地里帮助社员捡红薯。到了哪村，就在哪村的公共食堂里吃饭。每隔两三天，我们都要往离学校十多里的马庄炼铁厂送木材燃料。这些木材有的是小树和树枝，有的是砸烂的碎家俱。大孩子拿一大件、小孩子拿一根小木棍，排着队浩浩荡荡地开往马庄炼铁厂。

至于学校的文化课学习，从来没有人提出要求，也没有人检查督促。老师有空多讲，没空少讲，教学任务完成完不成都无所谓。

到了1959年，随着大跃进的不断深入开展，学校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最多时达到6班，小学一至六年级齐全。老师也随之不断增加，记得人数最多时，民办教师共有8人。这时的学校因为没有一个公办教师，经公社同意，已改名为赵河公社小营民办小学校。王志斌为学校负责人。在当时“大跃进”形势下，学校一边坚持上课，一边随时听从大队的号令，支援农业的突击工作。教学反倒成了“副业”。

那时的大队党支部书也实行异地交流，调到我们小营村任大队党支书的是大布王村的吕世芳，此人很忠厚老诚，但文化不高。每天所有的汇报数字都是由时任大队统计员的李成新来随机编造的。而汇报的文字材料都是由我来执笔，由成新我们两个商量着来杜撰的。成新脑筋灵活，我们两个配合得十分默契。上级对我们的汇报材料也都很满意。这一个时期，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得到小营的大队部写材料，帮助大队编瞎话，搞浮夸。

支书吕世芳几乎每次到公社开紧急会议，听取公社领导传达新精神，都要带着我一同去。那时的开会，为了不耽误白天生产，一般都是晚上开，开了会，每个大队支书都得作表态发言。每次到公社后，吕支书总是先安排我在招待所休息，他去参加会议。等到会议过半时，他忙把会议精神告诉我，让我赶快写发言材料。等会议进行到最一后，他把写好的材料拿去，首先在会上表态发言，常常博得领导的表扬。

这两年，由于我常常被抽去写材料、刷标语、给各队的公共食堂门口画漫画，所以真正用到教学上的精力着实有限。

在极“左”政策的指引下，全社会浮夸风盛行，虚报粮食产量达十几倍、几十倍之多，以致于粮食征购透底。从1959年年底前开始，多数公共食堂缺粮断炊，许多人因饥饿患上了浮肿病，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现象。

我村的公共食堂于1959年11月下旬停伙。学生上学人数逐渐减少，后来干脆自动放了假。

我和李成友两人住在学校的火神店里，饿得肚里咕咕叫，早晨起不来床，感到头又晕又重。成友说：“咱俩也不能在这儿等死，赶快去水库做工吧，要不然饿死这儿也没人知道。”于是我们两个就背着行李晃晃悠悠地来到了十几里外的枣庄水库，打算在这里混饭吃。大队在水库的负责人宋义章说：“你们两个干活也不行，就先搞宣传吧！”自此我们两个每天就拿张报纸和一个广播筒，来到工地上，用广播筒或读报纸，或给民工加油鼓劲，读表扬稿子。这样每顿饭都能吃上一个用红薯面掺包谷糁和黄豆糁做成的“跃进馍”，喝上一碗红薯面包谷糁糊涂和稀面条菜汤，顿时感到精神了许多。

在这里干了不到一个月，听说上级给家里的食堂批下了粮食，每人每天三两八钱，食堂又能开伙了，学校也可以开学了，我和成友就又回到了家。

在饥饿的折磨和死亡的恐怖中，我们度过了公元1960年的春节。

没有批下一粒粮，食堂仍然开不了伙，孩子们都在家剜野菜度荒救命，学校自动无限期放假。

为了不在家静等饿死，我和李成友、张年太三个人一起，每人担着两个小箩头和一个粪耙子，于3月初到五十里外的南阳县高庙附近去复收红薯。我们三个到达高庙时已近中午，到那里后才知道，已经犁过的红薯地，不知已被人扒捡过多少遍了，根本扒不出来多少像样的红薯。偶尔捡到一个大些的，就赶紧抹拉一下往嘴里填。

本村同去的还有好几个人，当地人看到有这么多外乡人来他们这里复收红薯，出于地方保护主义，人家就派民兵把所有去他们那里捡拾红薯的人，带到大队部，把捡到的红薯和工具全部没收。张年太向他们解释说：“我们三个是民办教师，因食堂停伙，学校放假，无办法才来捡红薯。”人家听后似乎有点同情，便把工具返还给我们，让我们回家。

从高庙走时已是傍晚，一天没吃饭，饥饿难奈，只在路边趁着月光，捡拾一些人家在年内晾晒红薯干时遗留下来的一些碎渣渣充饥。我们走走歇歇，熬到家时已是深夜。劳累一天，一无所获，欲哭无泪。就胡乱喝些野菜汤，倒头便睡。

直到1960年3月底，上级才陆续批下了一些粮食，食堂开了伙，学校才又恢复上课。面对一群面黄饿瘦、无精打采的学生，我们也是强支撑着上课。这种状况直至六月份麦收后才有所缓解。

待续

作者简介

贾龙杰，1940年3月生，方城县赵河镇人。1957年方城二中初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24年。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考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方城县第一高中工作，曾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副校长；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副主任。退休后于2004年被任命为方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今。曾发表教研论文30余篇。编印《关爱之路》、《启迪心灵的金钥匙》、《岁月沧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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