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龙杰：我的民师生涯（二）_社旗故事_社旗论坛

姐的拽、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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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1/12/6 14: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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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师生涯（二）

作者 |贾龙杰

03 成绩初现和事业受挫

进入1961年，党中央已觉察到“大跃进”以来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开始纠正“共产风”和“一平二调”的错误。对于集体和社员个人被平调和损失的土地财产进行退赔。4月底到5月初，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农业六十条》。会议决定停办农村公共食堂，实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分给社员一部分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市场。这些措施，给灾后余生的人们，带来了一定的休养生息的机会。从此，学校也得以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这年秋期，我接任了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虽然只有15名学生，但我却觉得担子十分沉重。一是我从未教过毕业班，没有丝毫经验；二是这是我们这所民办学校所送的首届毕业生，成绩为何，关系到学校和个人的荣誉；三是学生和家长都对我寄予了厚望，因为这些学生本来可以到1王寨小学去读六年级，他们之所以愿意留在这所条件简陋的民办小学，从一定程度上是冲着我这个教师来的。所以我决不能辜负了大家的期望。

从进入六年级开始，我和同学们便撑着一股劲，瞄准升学这个总目标，进行着紧张的备考工作。这个班的语文和算术都是由我一个人来担的，早晚自习都和同学们摽在一起。给同学们刻印复习题和编发范文，终日忙得不亦乐乎。那时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老师，都把教学质量和升学率叫得很响。最后一个学期，县教研室还来校进行了检查督导。他们对于这个民办学校的毕业班很感兴趣，也寄予了很大希望。

那时对于民办学校，上级还是提倡的，大的方针政策上，说是与公办学校同等看待，但当为这些毕业生办理毕业证时，却遇到了麻烦。当时的高小毕业证，都是由县***加盖钢印的。到县***加盖钢印时必须持有县教育局的介绍信。当我带着这15张高小毕业证和公社的证明信到教育局要求开介绍信时，却遭到了当时办公室的一位女负责人的拒绝。

她说：“你们民办学校应由主办单位公社来盖章，县***是不能加盖钢印的。”无论我怎样软磨硬缠，人家说什么也不给办。我心里十分焦急：别的学校的毕业证都是由县***加盖钢印，唯独我们这所民办学校只是由公社来加盖公章，这就自然降低了我们这所民办学校地位。这不光是学生和家长想不通，就是我这个辛苦数年送他们毕业的老师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在教育局办公室门口无奈的徘徊，恰巧遇见了教研室的贾文芳同志，他是平高台人，和我有一面之交。他问我来干什么，我向他说明了情况。他说：“都是高小毕业嘛，咋不能让***盖钢印呢！你来，我给你办。”我随他到他的办公室，他给我写了给县***办公室的介绍信，加盖了教研室的公章。我便拿着这封介绍信，到县***顺利地加盖了钢印。我对贾文芳老师的热情而主动的帮助十分感激。

那时的初中招生都是划片进行的。我们这里的考生划归了方城七中（券桥）。这年中考，我们的15名考生虽只考取了吴德洲、闫玉泮两名学生，但已是不错的成绩了。因为那时全县高小毕业的升学率平均还不到百分之十，这样我们实际上已大大超过公办学校的平均升学率了。

后来了解到，我们小营民办小学，是全县第一所参加中招考试的民办小学。

1963年春，当我所接任的第二届毕业班转入下学期时，却遇到了不小的麻烦。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谈到要减轻公社社员负担时，曾指出对民办教师的待遇也不能搞“一平二调”，要实行谁上学谁拿钱的政策。这就是说，今后民办教师的工分不能再由集体负担了，而要由学生家长来承担。这便使我们这些“人民教师”变成了“雇工”。教师和学生、家长的关系，便形成了“主雇”关系，顿使我们的社会地位矮了半截，置我们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春节过后，志斌我们几个民办教师都向大队和公社提出辞职，并要求把这几个民办班交给国家来办。后经大队和公社反复商议，六年级还留在大队办，留我一人来教，工分仍由集体负担，其它班级交给国家办。这个毕业班的学生只有13人。

这一年是元月25日春节，按往常惯例，毕业班在农历正月初七即公历2月1日就应开学了，但这一期直到2月18日才决定保留毕业班，比别的学校已经延迟两三个星期了。学生都等急了。2月19日，我去方城新华书店取回了课本。当下午我回来时，学生们都在村后的大路口等着。他们渴望开学的热情，令我十分感动。晚上学生们到的很齐，我对他们鼓足了劲并讲了开学后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就开讲了语文的第一课：《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3月11日，王寨中心校校长贾振亚通知我说，我已被推荐为方城县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让我到县参加代表大会。我把学生安顿了一下，便于3月12日到县招待所报到。

大会于13日上午在人民礼堂开幕，首先听取了马祖培副***所作的报告。下午进行了讨论。14日、15日是交流经验，典型发言。

16日又评出了特等先进，下午发奖，大会闭幕。在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的工作经验和模范事迹，都是值得我认真学习的。为博望公社张湾小学副校长张仲谋的诚恳、勤勉的工作态度和成功的学校管理方法；城厢一校二年级班主任王文璋的教学经验和优秀的教育教学成绩，都是我的好榜样。

我平生第一次获此殊荣，使我原本惶惑忧郁的心境，得到了很大的抚慰。奖状上方城县人民***的大印和***刘俊章的署名，成为我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前进动力。

参加县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自己的干劲更大了，决心把这届毕业生带好，做出成绩来。虽然只有我一人孤军奋战，但我还是丝毫不敢懈怠。隔三差五总要到王寨中心校找陈书林老师请教。陈老师是有名的教毕业班的优秀教师。他对我很热情，我们两个还分工合作编印了作文范文集和算术复习题。我除了白天的语文、算术连轴转外，每晚都陪学生点着煤油灯熬到深夜。

但有些客观因素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这年春天，这里便流行一种新的传染病——布氏杆菌病。其临床表现是长期发烧不退，浑身无办，全身关节肿疼。病程长达数月甚至可反复数年。我自己也染上了这种病，有时膝关节疼得走不成路，讲课只好坐在凳子上。

这种病传染漫延得很快，直接危及到社员的健康和生产生活。这引起了党和***的高度重视，省医疗队在我们倪庵村设立了临时医院，收住了几十名病号大队部也被占用了，但房子仍不够用，麦假后又占用了我们的教室，让我们和学校的其他班级合班上课。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打游击上课：学生自习时占用人家的教室，讲课时就拉到外边的荫凉处。使这一段的教学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尽管我对这届学生寄予了很大希望，也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由于本期开学得晚，再加上以上这些客观原因，造成了这届升学成绩并不理想。在这13名考生中，只有贾增本、段书亭两人被录取，这是令我非常遗憾的事。

04 短暂的代课

送去了第二届毕业生，也就意味着我这六年民办教师生涯该画上句号了。由于报酬问题无法解决，所有民办班级已经交由公办了，我只好另谋出路。

8月20日，我去方城找正在那里开会的赵河公社文教助理，表达了我们想到公办学校代课的意愿。贾助理很诚恳地表示，一定帮我们安排。8月30日，我接到去赵河完小代课的通知。31日下午我去赵河完小见着了郑俊彦校长。

郑校长说，要我先写个申请，加上生产队的意见，由大队批准盖章后才能来代课。我回去办完手续，并在9月1日返回赵河完小。该校潘福典主任安排我代小学三（3）班的班主任，与三（2）班班主任杜成义老师住在一个屋。杜老师对我很热情，帮了我不少忙。

但我在这里也只代了十二天课，便又发生了变故。

9月12日，公社贾助理突然来到赵河完小，同着校长，约我谈话。说要我停止代课，马上回去。其原因有：一是小营的民办小学不能停办，让我回去仍教民小。我认为这是一种托词；二是说我来时有些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不知道，他们不同意让我出来代课。这才是真正原因。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

回到生产队，除了挣工分，就是干家务活，看不到任何光明和希望。内心陷入到极度的苦恼和绝望的境地。在百无聊赖之中，我又想起了学医。父亲是老中医，本来就有一些中医书，我就在劳动之余苦读医书，还制定了学习计划。先从《药性赋》、《脉诀》、《内科学讲义》、《汤头歌诀》等这些医学入门书学起。一年多来，对于药性、汤头、脉诀等居然都可以熟读成诵了。这对于我当时异常空虚的心境和缺失的生活信念，多少是一种补偿。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不幸的事接连而至。1964年7月6日，父亲又突患中风，昏迷不醉，后经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从此瘫痪在床，成了一个废人。母亲身体本来就不好，还得伺候父亲，后来也积劳成疾。由于经济的枯竭，不但无力对父母的疾病进行有效的治疗，即连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

我白天要在队里干活，晚上又要到业余中学班去上课，思想和体力都在乘受住一极大的压力。1965年的春节，我手无分文，是在邻居家赊了几斤肉，才算将就着过了个年。

待续

作者简介

贾龙杰，1940年3月生，方城县赵河镇人。1957年方城二中初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24年。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考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方城县第一高中工作，曾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副校长；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副主任。退休后于2004年被任命为方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今。曾发表教研论文30余篇。编印《关爱之路》、《启迪心灵的金钥匙》、《岁月沧桑》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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