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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赵永修:初为人师

  • 文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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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21/11/25 10:04:19
  • 来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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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人师




作者 | 赵永修


在走过了40年的教书生涯退休之后,我还时常回忆起刚走上教师岗位时那一幕幕情景,仿佛是刚刚发生过的一样。

我的中学阶段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实行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初中和高中学制由原来的三年都改为二年,每学年也由原来的秋学期为学年始改为春学期为学年始。1974年初,我从唐河县第八高级中学毕业了。当时还没有恢复高招,农村学生毕业后的唯一出路就是回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

回乡当了半年多农民之后,也就是到了8月末,这个时候,正是各级学校开学之际,我接到了县文教局的通知,让我到本县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代课。何以如此呢?原来是我高中时的恩师方毓昌老师推荐的,他当时任县文教局副局长,正在马振抚公社中学蹲点,该校有一位老教师因病请假,方老师出于对我的了解和关心,让我去接替那位老师的教学任务。

马振抚在我家乡西南方向,直线距离不过60里,但由于一条三家河的阻挡而不能直达,必须绕道唐河县城转车方可抵达。这一绕道,路程就是120里了。那时我还没有出过远门,也没让家人送,扛起行李从集镇上搭车到县城,先去文教局呈上《自传》,办了代课手续,然后乘车到马振抚公社中学,开始了我的教书工作。

说起马振抚公社中学,六七十岁以上的人应该都不陌生,因为当时在这里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马振抚事件”。我能有机会到这个学校教书,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可以见识不少新鲜事物。

按照学校领导的安排,让我担任初中二年级语文科兼班主任。这对于我这个刚走出校门从没有登过讲台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该校的初中二年级共有两个班,教另一班语文科的是一位姓马的老教师。一开始我就遇到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当我还没有与学生接触时,从教导处主任转交给我的班级学生花名册上,看到了一个姓“肜”的学生名字,但我却不认识这个“肜”字,从自己仅有的一本《新华字典》上也查不到这个字。这可怎么办呢?去问别的老师吧?自己初来乍到,彼此素不相识,不好意思说出口。

于是,我就把一个班干部叫到我的办公室,问这个“肜”字怎么读。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肜”字其实就是“荣”的另一种写法。在很久以前,当地的“荣”姓家族有一个大财主,有很深的学问,有一天他心血来潮,为了区别自己近族的人和别处的“荣”姓人,便把自己近族的“荣”字写作“肜”,也就是自己创造了这个字。从那时起,一直沿用到现在。

我听了这个故事,颇感有趣,就一直认为这个说法是真的。直到许多年后,我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确实有这个“肜”字,其解释为:古代的一种祭祀。近几年接触到互联网以后,我还特意百度了一下,了解到“肜”姓始于西周成王姬诵,封其支子于肜城,建立肜国,为伯爵爵位,世称肜伯,其后以国为姓,乃姓肜氏。至此,我才知道,当年那位学生讲的故事也不足为信了。

那一年我刚20岁,刚走出校门几个月,而我所教的学生年龄与我相差无几,可以说是同龄人,因为那时的学生入学都比较晚,马振抚又属于半山区,学生年龄相对偏大。这种情况也是一种优势,师生有共同语言,更有利于我与学生沟通。

我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爱张扬,但这一点并没有成为我教学工作的障碍,因为在初、高中阶段,我有多次的锻炼机会。那时的学校活动比较多,学校师生集会时常让我上台发言,这不仅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同时也锻炼了我在大庭广众面前讲话的胆量,甚至出现过师生集合起来开会时临时安排我去教室写发言稿,当轮到我发言时,稿子就写出来了。

因此,当我初次走上讲台面对着40多双眼睛向学生讲授知识时,我没有羞涩和胆怯,得心应手地进行着每一个教学环节,赢得了学生们对我这个新老师的尊重和喜爱。

1974年的“马振抚事件”,源于该校一位15岁女生张玉勤在英语考试时因不会答题而在试卷上写了一首对学习英语不满的诗,之后受到老师批评而自杀的事。

本来当地相关职能部门已作妥善处理,而事件被江青获知后,派了两人到马振抚调查,回京后写出的调查报告以中央“5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全国,被认定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校长罗长奇和班主任杨天成被捕入狱(1977年11月平反),在全国开展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批判,造成了一桩桩冤假错案,良好的教育教学秩序被搅乱。

当时该学校的中心工作就是学习贯彻“5号文件”,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学校几乎每一星期都要集会学习“5号文件”,写批判文章,开讨论会,出批判专栏。当时,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大专院校学生一批又一批地来到学校参观学习,时不时地找老师和学生座谈,根本无法进行正常教学。有一位新华社记者常驻学校,一篇篇反映该校动态的新闻常见诸于各级报刊及电台。

那时候的政治大气候使然,学生学工、学农被放在了特别重要的位置。作为一所农村中学,学工找不到什么项目,学农却有充足的条件。

学校距石柱山很近,山脚有一座低缓的山丘,上面的松树被松毛虫吃光了松针而枯萎了,成了学生的学农基地,在学校领导的安排下,老师们就带领学生去开垦荒地,垒成一层一层的梯田。作为一名教师,我除了给学生分配劳动任务,鼓励大家加油干外,还必须和学生一起干,给学生作表率,以免落后于其他班级。而对于文化课的学习,则常常受到冲击。

当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班级的语文老师正在给学生讲课,而教农业技术课的老师却要让学生去学农基地劳动。那位语文老师非常恼火,发牢骚说:“也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啦!”但牢骚归牢骚,还必须停止讲课,让学生去山上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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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代课教师,自然非常珍惜这良好的工作机会,有一股不甘示弱的精神,总想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学生。那时没有一点儿参考书,一本教科书和一本《新华字典》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就凭着自己的知识功底去认真钻研教材,选择教法,灵活施教。

值得欣慰的是,和我教同头课的马老师,也就是“五号文件”中提到的“一针扎好仨学生”的老师,我们每讲一课新教材之前都要在一起研究教材,对我这个新手来说受益匪浅。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便可以驾轻就熟了。据课后与学生交流,我的教学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由于“文革”期间学校教学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都不具备,应学生的一致要求,我为他们补习了汉语拼音和怎样查字典等基本知识和技能,给学生的语文学习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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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学校的老师们大多数都是附近的,一到星期日他们都回家去了,而我离家最远,不能回家去,否则就不能按时返回学校。我就利用星期日这有利时机到学生家走访,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向家长反馈学生的在校表现,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种方法,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增强了学生对我的信任。也有些星期日,我会约一两个学生作伴,到附近的石柱山上和虎山水库去游览。那段时光,是充实和快乐的。

一转眼到了期末。1975年2月3日这一天正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也是放寒假的日子。当天上午,我向学生发了《寒假通知书》,安排完各种事项,宣布放假。大多数学生已经离校了,和学校领导交接了相关手续,我的代课工作也就结束了。那天下午风雪交加,我带着行李和学生送给的一大卷年画,搭乘向学校运送建筑材料的货车往家乡走去。当时尚未离校的学生们冒雪一直把我送出老远,依依不舍。

后来我就在家乡当了民办教师,尔后又考转为公办教师,其间时常收到马振抚学生的来信和电话,与其中几名学生的联系一直保持了几十年。

作者简介

赵永修,男,生于1953年10月,唐河县大河屯镇夏岗村人。1974年9月参加教育工作,小学高级教师,长期担任中小学语文科,擅长作文教学,所辅导的学生作文有多篇发表于《南阳日报》、《作文指导报》等报刊,被作文指导报社聘为特约研究员。1980年代中期始从事业余创作,在各级新闻媒体发表作品百余篇,获奖多次。2002年被县教委聘为新闻通讯员。曾编写《大河屯镇教育志》。2013年10月退休后,在《速读》、《南阳晚报》、《唐州风》、《石柱山》、《唐河文史资料》、《赊店春秋》、《宛东潮》等报刊及新媒体发表新闻、散文、民间故事等8万余字,参与撰写《大河屯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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