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贺（应该是三点水+贺，但打不出来），字少海，号双庸。河南省方城县城关尹庄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四月十一日。清末戊戍科(1898年)进士。因两次约众公车上书朝廷，弹劾李鸿章误国罪，得罪朝廷，以“赐同进士候选知县”回班。后无心仕途，誓以教育事业终其身。曾在河南唐河县崇实书院、淅川县丹江书院、方城书院任山长并从事慈善事业，著书育人，终身不渝。著有《桂宫梯》、《八字福命转移录》、《暗室灯》、《功过格》、《向心篇》、《双庸斋日记》、《双庸斋文集》、《海鹤诗抄》、《家乘》等五十卷。《中州先哲王贺传》赞曰:“家居时，存心济物。凡有利于民生日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凡有关于风化民教，事无不为，为无不力，任劳任怨不恤也。其心光明，其念慈祥。视财如土，视业如为学为教不厌不倦，老而弥笃。”民国九年(1920年)秋，因积劳成疾，病逝于赊旗镇书馆，享年72岁。王贺先生，生而早慧。十几岁便以诗赋文章闻名于县属。参加南阳府试，名列十三县第一名。以府首进学，受到知府刘某的接见。次年入州庠，二十三岁补廪。王贺先生中秀才后，名噪一时，远近学人求交者甚众。
为了研究学问，与学人一起成立“丽泽文会”，定期写作，互相切磋，文思日进。当时正值清朝末期，政治腐败。尤其鸦片战争失败后，底层社会已致民不聊生的地步。王贺先生深感忧虑，但又无力回天。只能写文章抒发忧愤，讽刺时政。他那时所写的《光棍赋》《讨鼠檄》《榆郎诗》《管城子传》《连珠》等杂文及诗歌，都在学界广为流传。
但天有不测风云。王贺先生补廪后，连遭祖母、生母、继母和父亲的丧事。按照封建礼教，遇祖父母和父母之丧，须守制三年，在守制期间不得应试。故直到光绪二十年甲午岁(1894年)才参加省试，中第五名举人。
王贺先生中举的甲午年，正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对外国奴颜婢膝，李鸿章奉迎西太后，且欲保存淮军势力，对日一味投降主和，不敢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海军一败涂地。
在李鸿章主持下，对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人“马关条约”。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这引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怒。
王贺先生此时刚刚中举，对祖国兴亡、民族安危备极关怀。乙未年，赴北京公车上书，力言和议误国。虽未奏效，然光绪帝览后，御笔亲批“忠愤”二字。但王贺先生悲愤难平，乃作诗文，以表达爱国忧民之心。
其中有《割台湾》一首，诗曰:
割台湾兮，众民络绎，如失怙恃痛乎天!
台民何罪，一旦畀诸豺虎不吾怜。
君欲杀敌民欲前，君欲筹款民愿捐。
毁家捐躯义无还。
西望祖国兮，隔重关，下情莫达兮，泪空涟!
青天冥冥兮，何漠然?
吁!哎!非不谅，畏全权。
光绪二十年秋，经同榜举人唐河县冯树侯先生(系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父)推荐，任唐河县崇实书院山长。
光绪二十四年戊戍(1898年)，正值会试之期，王贺先生进京会试。在会试前，王贺先生联合冯树侯和其他数名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上书光绪帝，指陈时弊，弹劾李鸿章全权误国十二大罪状。
这时李鸿章系西太后股肱重臣，炙手可热。王贺先生与冯树侯先生此举，确属冒死进谏，置自已安危于不顾。可是因是公车上书，李鸿章并未对其公开议罪，但榜出后，王贺及冯树侯先生均以“赐同进士出身，候选知县”归班了。
王贺先生归班后，虽有“候选知县”衔，但他终身没有做过官。他家境贫寒，不肯走买官的道路，也不愿投靠大官门下。
据他的日记记载，他戊戍归班后，山东巡抚李秉衡曾写亲笔信，邀请他到山东做官，但他婉言谢绝了。因为那时正是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时期，而李鸿章则是镇压义和团的帮凶，先生不屑与之为伍。
从此，王贺先生便不再谋求官职，立志从事教育救国。重回唐河县崇实书院，前后约四年余。光绪二十五至二十七年(1899-1901)，任淅川县丹江书院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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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1902-1910年)任方城书院山长。宣统三年(1911年)复任浙川县丹江书院山长。
民国二年 (1913年) 春，返回方城，先后于赵河郭楼和赊旗店西北隅花园坐馆，教书著述，兼做慈善事业。其中《桂宫梯》《双庸斋文集》等近五十卷著作，便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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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年)，在赊旗镇学馆病逝，享年七十二岁。
王贺先生道德高尚，至性天成。秉诚信，重节操。每值讲学或与朋友谈话，谈到节烈忠义的历史人物，如岳飞、文天祥、于谦、林则徐等可歌可泣的事跡，每欷歔流涕，不能成声。这使听者不自觉地受了感动，也掉下眼泪。
王贺先生虽家境清寒，但一生同情穷人，好善乐施，急人所急，常把薪俸周济穷人。因此教学所得的廉俸，随时花尽，落得两袖清风。他精通医道，常以民间秘方制成药丸，无偿送人治病。冬天给穷人送寒衣;夏季采集中草药制成茶，教家中人每天煮茶以方便路人。甚至在其去世后，其家属仍坚持不懈。
1920年秋，王贺先生逝世时，远近闻之，皆为感泣，不期等县受其教者，陆续来方城致祭，场面极为感人。
方城举人卢景炎曾为他撰碑文说:“先生家产、微薄，自奉俭约。而山也重义，土也挥金，岂不毅然丈夫哉!”简单的几句话，高度概括了王贺先生的高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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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贺先生一生著述颇丰，自十九岁中秀才后，日记便无间断，计有三十余卷。除上边提到的成书外，平时所作零散的诗歌和杂文无数。在“文革”中，王贺先生这些珍贵的遗作不幸被红卫兵抄家时当作“四旧”全部焚毁，无一幸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拨乱反正。王贺先生之子王延升、王延俊欲整理其父遗作，而只能望屋兴叹，只字无存。
他们便从1980年起，动员他们的晚辈在本县亲友和淅川、唐河、社旗等县，于其父的弟子及其晚辈中探访求索，历经十个寒暑，终于找到部分散失的原著。
有些短篇诗文都是经其父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口述背诵记录下来的，所以弥足珍贵。这些零散的遗作，计杂文十七篇，诗歌三十六首。
王延升，王延俊先生将其油印成册，取名《烬余集》。炎升先生解释说:“予以烬余名书，实以此集乃求之烬火之后，并非全璧，且以志诸亲友耆宿关怀赞助之功，示不忘也。”
《烬余集》中，不少诗文都是经口口相传所背诵下来的，可见其艺术影响力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