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村近现代经历的大灾年（二）

    民国十八年大灾荒

       民国十八年，距离“晋豫奇荒”仅仅五十年，一场大饥荒又席卷西北和华北八省，其中陕西、河南、甘肃灾情最重。河南省灾情最重的是豫西21个县和豫西南南阳所属各县。

       民国十八年大饥饿是由民国十七年大旱引发的。民国十七年一春上，没落过一场透墒雨，小麦杆短叶黄，长势瘦弱。到了小麦灌浆期，连刮几天冷风，直至把麦叶子刮干了才停风，当年小麦减产近五成。

麦后，下了一场雨，秋庄稼长势较好。接着一直干旱无雨，秋庄稼旱瞎了。到了农历十月，下了一场大雨，但为时已晚。连冬播的麦子也有点迟。粮食的大幅度减产，预示着大灾年的来临。

       民国十七年冬，大主家因地多，又有往年存粮，并不发愁。小主家节省点较能维持。大种地户粮食仅能维持仨俩月，大多数少地和无地的人家就面临着饥饿、逃荒和饿死的威胁。

       那年冬天，市场上粮价开始大涨。小麦每斗价格十七串，而正常年景每斗八至十串。杂粮每斗涨到十四五串，正常年景每斗六到八串。到了民国十八年春，粮食继续上涨。从入冬到开春，富人家开始借贷，借一斗粮到期还二斗，有的更高。如果到期还不起，利上加利，农户就贱卖土地偿还。没地没房没一点家产的穷人，就不会借给。

       从民国十七年冬开始，就有人全家去逃荒。那年，邓县（又称“邓州”）受灾较轻，逃到邓县的最多，因为距离比较近。也有人家下湖北，去桐柏的。

       桥头街北头有个村民叫海相臣（已故），民国十八年，他才8岁。因为父亲早年去世，这孤儿寡母被人骗卖到邓县。海相臣那时没有名字，人家都叫他海娃儿。一开始，给丁大牙家放牛、放羊。后来又去庙里当小和尚。几年后，母亲在邓县病故，他成了孤儿。随后就自卖壮丁，他的名字还是部队当官的给起的。他听别人说，自己老家是桥头的，解放前夕回到了桥头。

       有些家庭不愿逃荒，就把女儿卖给邓县，让闺女做人家的童养媳。那年，邓县的几个人贩子住在桥头街西家后，把买来的小姑娘圏在屋子里，生怕孩子们逃跑了。那时，一个小女孩换二三百斤杂粮，能维持一家几口的生活。被卖的女孩死活哭着不去，大人紧紧抱着孩子也哭成一团。大人哄着孩子说，你不去咱都得饿死，隔些天我们去看你，等年成过去了，再把你赎回了。孩子信以为真，抹着眼泪，再回头看看爹妈，跟着人贩子走了。

       也有把女儿童养给本地的，桥头街西家后的刘学坤老人现年96岁，那年她8岁，眼看一家人要饿死，父母把她童养给了西家后闫家，为的是保着女儿的命，然后父母带着她哥哥逃荒去了湖北。

       十八年春，程庄村高广林一家卖了仅有的一头牛，逃荒到了邓县，后来把女儿送给一家当了童养媳。麦天时又回到程庄，没了牛种地作难。等种麦时，一家人就用粪筢子一点一点地刨，一天能刨三分地，硬是把地刨完了。

    民国十八年，不少有女儿的人家都把女儿卖给邓县，或者直接领去，做了童养媳。村村不下三五个，十个八个的也有。直到今天，还有些家庭相互走着亲戚。

       民国十七年冬到民国十八年春，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据民国十八年二月十日《宛南十三县赈灾特刊》一文中有关《赊镇附近的死亡》报道，“下雪时，赊镇一天死亡三十八人”、“代营一天死亡八人”、“桥头附近各村，时有饿死人之传闻，但不记其姓和数也”。

       穷苦人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贱卖。每亩地价从常年二十块银元降到六至八元。据调查，桥头街东南五里陈茨园村，民国十七年有32户，就有23户人家逃荒要饭。12户卖儿卖女，其中3户卖掉母子或母女，5人活活饿死。该村原有土地748亩。到民国十八年种麦时，卖掉和当出的土地570亩，占原有土地的百分之七十六。据了解，民国十八年麦收前借小麦一升半（合9斤），到麦后要还一斗（60斤）。

       民国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上海新闻报》报道说：赊旗镇西南三十里许，马庄某姓，一家男女十六口。因秋收无望，托友人借洋五十元，利息五分。款到手以后，去湖北购买大米。入湖北境后，遭遇土匪抢劫。该农民敏奔回家里，把被劫之事告诉家人，全家人大哭一整夜。次日去药店购买砒霜一包，掺在水里与家人分饮。少时，屋里人打呼腹疼，就地翻滚，历五六小时之久，相继而死十四人。”

        时值大荒年，乞讨者成群结队，形形色色的都有。有单人的，有全家的，有大莲花落的，有叫街的、有化斋的。灾民穿着破絮烂袄，披着麻片烂被，一个个蓬头垢面，骨瘦如柴。

        直到今天，桥头村9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能历数民国十八年大灾荒悲惨历史。